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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物流行业正快速恢复******

　　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各地“年货节”购物活动带动，物流行业景气度正在快速恢复。物流快递企业信心十足，连接千城百业、畅通供需，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便利百姓生活。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物流行业正快速恢复

　　2022年12月20日下午，北京市经开区大琛科技园顺丰公司兴业街速运营业点内，快递员们忙个不停。快递车装满包裹后快速出发，驶向不同送货地点。

　　经济发展，物流先行。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全国各地加速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医疗物资、生产原材料以及重点民生商品的跨区域转运和末端配送等物流需求大幅增加。为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各地区各部门打出保通保畅的组合拳，按下物流复苏“快进键”，推动行业逐渐恢复向好。

　　交通运输部充分发挥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会同国家邮政局及各成员单位加强统筹部署和跟踪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和部省联动，全力以赴做好医疗物资运输保障各项工作。

　　国家邮政局要求，当前要确保药品等防疫物资的投递，特别是农村地区医疗和民生物资的投递，满足节假日期间旺盛的寄递需求。干线运输不能停、末端网点不能关，落实“保供应、保畅通、保稳定、保安全”。

　　外地快递员驰援、开启“夜派”模式、发放额外补贴……从干线运输到末端揽派，不少物流企业亮出真招实招，保障物流顺畅。

　　美团配送通过设置“疫情关怀金”、强化骑手健康保障、设置康复补贴等方式，加速恢复城市末端配送运力。闪送积极调拨运力，加大社会面招募力度，鼓励闪送员延长递送时间。满帮集团优先保障药品、防疫物资、食品等运力需求，畅通流通渠道，确保重要物资有车运、运必达。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堵点卡点已有效疏通，物流行业正快速恢复、有序运行，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志成说。

　　发展信心强，行业韧性强，2022年快递业务量比上年提前7天达到千亿件

　　“2022年邮政快递业面临多重挑战，但业务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快递业务量比2021年提前7天达到千亿件，充分彰显了行业发展的强大韧性。”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据管理处副处长许良锋说。

　　近年来，各地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松绑减负等政策，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快递物流企业经营环境，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快递进村拓展服务。“短短半个月，我就卖出了8000多斤果子。”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镇封店村村民黄春侠说，自从村里开了圆通快递驿站，可以实现当天采摘当天发货，自家的猕猴桃销量翻了两番。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达90%。

　　快递进厂提质增效。江苏省常州市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内，一辆辆装载着光伏产品的高栏车按序驶离厂区。“我们为企业量身推出包装方案，提供铁质立体货架，每片组件都由聚氨酯材料卡槽固定，耐得住日晒雨淋，能有效保护产品。”顺丰运输(常州)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刘康说。

　　快递“出海”稳步推进。在云南省瑞丽市畹町口岸，中通国际东南亚管理中心冷链部门负责人汪立宝忙着给15.2吨康乃馨鲜切花办理通关手续，不到1小时，这批鲜花已完成了所有的通关手续。“多亏了中通推出的全程冷链运输模式，运输过程零腐烂，4天就能到达泰国曼谷。2022年我们订单量上涨了20%。”昆明斗南鲜花市场商人王宇说。

　　周志成介绍，2022年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330万亿元，物流业总收入近12万亿元，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新的一年，随着保通保畅成果持续巩固，行业景气指数将进一步攀升，快递物流业有望持续恢复向好。

　　完善流通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扩内需不断取得新实效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引导物流、快递、商贸流通等企业下沉服务，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创新流通业态和商业模式，更好满足县域居民需求。

　　临近年关，河北省张北县玉狗梁村村民正忙着备年货。相较于以前跑大老远去购物，如今他们只需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商品就能送到家门口。2022年6月，在村干部支持下，美团优选自提点开进村里，村委会妇女主任孙俊仙当上自提点店长，她说：“村里现在啥都能买到，从葡萄、火龙果、鱼罐头，到螺蛳粉、火鸡面，手机上一下单，第二天就收到了，真方便！”依托“中心仓—网格站—自提点”三级仓配链路优势，美团优选已覆盖全国2000多个市县，其中超过一半自提点位于乡镇。

　　发展共同配送项目，加快消费品下行。

　　早上8点，浙江省松阳县共配中心内，拥有280个格口的自动化分拣系统高速运转，快递车运来的数万件包裹进入同一条分拣线，快速精准地落入对应的格口当中。一个环形分拣线最少拥有上百个格口，这套自动化分拣系统能精确解析快递地址，将包裹对应分入格口，根据需求分到村一级。截至目前，菜鸟乡村已帮助全国上千个县域4000多家快递物流企业建设农村快递物流智慧共同配送项目，平均降低综合运营成本30%至50%。

　　加大智能物流技术下沉，助力农产品上行。

　　如今，伽师新梅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心头好”。2022年8月，京东物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引入12条智能分选设备，打造了集果品采购、冷藏、加工、分选、包装、物流为一体的产地智能供应链中心，使当地新梅的分选效率大大提升，促进产业升级。

　　专家表示，要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鼓励物流企业坚定信心、敢闯敢试，发展专业化农产品寄递服务和冷链仓储加工设施，不断完善“物流+农村电商”的合作服务模式，深入挖掘农村市场，让扩内需的举措不断取得新实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